以身许国铸长剑
天津消防网讯 外墙斑驳的旧瓦房散落在大山深处,毫不起眼。但这里曾有一个绝密的代号——“902”,更连结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郭永怀……
这片位于四川北部山区的土地,曾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所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20多年间,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坚守于此,我国核弹的小型化和第二代核武器研制,正是在这里踏上突破之路。
筚路蓝缕
创业维艰
几栋红砖外墙的三层筒子楼依山而建,房屋狭仄而简陋,这就是“902”工作者们住过的宿舍楼。“大多数人是举家进山的,一栋楼里挤八九户。”曾在“902”工作的退休干部李银果回忆,在筒子楼附近的空地上挖几个坑,围上油毛毡,便是几栋楼住户的公用厕所,“那时建设任务急,条件也有限,能住进这里已经很难得了。”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出于战略安全考虑,1969年,按“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国家将核武器研制工作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山区。10多个研究所分散隐蔽到深山峻岭中。
“那时候一声令下,大家收拾东西就坐上了东去的闷罐车。”今年86岁的陈俊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首期毕业生,曾任“902”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说起当年的搬迁,老人爽朗一笑,“当时具体去哪里,没人说,也没人打听,都知道这是绝密。为了国家的事业,跟着走就是了。”
来自天南地北的科研人员,起初被四川山区的山清水秀所吸引。但时间一长,大家体会到这里的阴冷多雨,有时早晨起来,被子都是湿的。“那时的‘902’流传一句话:我们生活过的地方,青海缺氧,新疆缺水,四川缺阳光。”曾担任某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欧祖全回忆,那时冬天需要运煤储藏,靠自己动手把散煤打成蜂窝煤,“把煤从楼下背到楼上,烧完火,又要把炉灰背下楼。”
山区缺水,“902”基地旧址附近的村民,至今还用着基地工作者们打的水井。当年大家挖堰塘、建菜园,“上班围着仪器转,下班围着锅台转”,却从未有过叫苦声。“好些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哪吃过这种苦?但没人打退堂鼓。”陈俊祥说,“那时有外国人说我们的原子弹只能听个响、不中用,大家都憋着劲呢!要把这颗‘争气弹’的技术顶上去!”
“902”所在的地区,如今早已路网发达。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全是泥泞山路,颠簸难行。研究所分散在不同的山沟,有的相距二三百公里,为了讨论一项问题,要坐两三天的卡车才能在一起开会。即便如此,大家的攻关热情依然高涨。在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指导和带动下,“白天工作,晚上看书讨论”,成为年轻科研人员的普遍习惯。
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一处不大的院落,便是“902”基地的指挥中心。这里的对外称谓,是一个满载希望的名字:曙光公司。让核弹轻型化、小型化,使我国的核武器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核威慑,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这就是“902”承载的使命。
重任之下,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压在“902”人的心头。“原子弹试爆成功那年,大家正高高兴兴地准备着作经验总结,谁知很快就来了新的通知:氢弹项目立刻上马。”今年75岁的核武器科学家林银亮告诉记者,在搬迁到“902”前,氢弹的研发已经开始。
氢弹的原理与原子弹大有不同,由于技术封锁,毫无经验可循。然而,距离原子弹爆炸仅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便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
原子弹、氢弹空爆试验相继成功,中国“长剑在手”,而“铸剑人”又把目光投向更远。
山沟里矗立着一栋深灰色的实验室旧址,设备虽已拆运一空,仍依稀可见当年科研工作的痕迹。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里便是首个“大闪光”实验室——“大闪光”,即用于流体动力学试验闪光X光照相的直线加速器,对于实现核弹的小型化和武器化有重要意义。“两弹元勋”王淦昌曾说:“不搞出‘大闪光’,死不瞑目!”
元勋已逝,科研工作者们砥砺奋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如今,我国的“神龙一号”加速器总体性能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902”基地便承担了其中22次试验的指挥工作。这一时期,我国的核弹完成了武器化定型;上世纪80年代,二代核武器——中子弹在“902”基地研制成功,战略核导弹批准定型,形成了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伟大精神 薪火相传
参观“902”基地的指挥中心,邓稼先故居和王淦昌故居相距不远,房内布置同样简陋:不大的居所里,除了书架和办公桌,就是存放文件的保险柜。“902”旧址保护单位负责人马斌告诉记者,科学家们的书籍,在他们去世后被家人捐赠给了外界,除此之外,故居中的一切均按原貌保存,“来到这里就会明白,这些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心中装着的,只有国家的事业。”
中科院院士,两次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荣誉加身的胡仁宇,今年87岁,即便在一些重大场合,也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夹克,“过惯了艰苦日子,‘902’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能丢!”
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艰苦创业的背后,是团结攻关的集体精神。至今,曾在“902”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们仍记得彭桓武退回奖章的佳话:1982年,涉及原子弹氢弹设计的一个项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参加申报的人,一致推举“两弹元勋”彭桓武为第一完成人。奖章只有一枚,规定授予第一完成人,而彭桓武却谢绝领取。最后,他表示:“奖章收下,我就有权处理。我把它送给全体同志!”同时为奖章题字:“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完成。专家有专家的作用,工人有工人的作用,技术员有技术员的作用,各司其职。”一位曾在“902”工作过的科学家感慨:我国核试验次数仅占世界核试总次数的2%左右,不及美国的5%,但核试验成功率和效费比却最高,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这些年,我参加‘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20多年做了几百场报告。”陈俊祥告诉记者,他在清华、中科大、北航等院校宣讲时,学生们的热情令人感动,青年们纷纷涌来询问:“我也想参加核武器事业!我这个专业可以吗?”
“前年我回大山沟里看了看,那里更加郁郁葱葱,实验工号更多了,仪器设备更先进了。”林银亮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多年的深山里,当年进山时大家栽种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