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提出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天津消防网讯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在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拓展背景下，这一表态备受关注。

接受本社记者采访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此刻提出“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至少释放三重深意：其一，取得战疫完胜，疫苗是重要支撑；其二，未雨绸缪，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做好周全准备；其三，关切人类的共同福祉。

迎难而上，疫苗储备战略布局的现实与长远

梳理此次疫情防控“全景图”不难发现，习近平无论是主持召开会议、抑或调研北京，对疫苗问题格外重视。

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要“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习近平还强调要“加大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同临床、防控实践相结合，注重调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的积极性”。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能否及时研发出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提出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既是现实所需，亦为长远谋划。

有业内人士指出，包括疫苗实物储备、疫苗原型毒株储备、疫苗技术储备、应急研发机制与平台准备、应急评审审批法律准备、产能准备、大规模分配和接种计划等，都属于疫苗储备的范畴。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对一些疫苗进行“战略性储备”的做法，此前已经纳入法律规定。

2019年底开始施行的疫苗管理法明确要求：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将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制、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

也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疫苗管理法虽对疫苗储备做出规定，但未明确界定储备对象，且对许多疫苗，特别是属于国家免疫规划的一类疫苗未形成国家储备常态，疫苗国家储备供应制度亟待强化和完善。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看来，无论是过去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还是本次疫情中深刻教训都带来新的思考。对于一个14亿人口大国来说，建立一套疫苗储备制度，是关乎国家卫生安全的一件大事。从全局高度去思考这道命题就不难理解，“明明这一系统性工程难度系数很高，我们却为何要迎难而上”。

破题“储备”格局

外界注意到，疫苗研发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情况：面对新型疾病，若疫苗研发时间过长，科研机构与企业不得不要评估成本问题。例如当年SARS疫情，一些企业进入到二期临床时，疫情已经消失。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记者，即使有些疾病彻底消失，但它积累了研发经验，例如这次疫情中，企业在研发中就基于原来技术的积累。

冯子健分析，从技术储备角度来看，对于无法预知的传染病，无法进行实物储备。但从储备制度建设上，可做好其他规划：包括技术储备，快速研发机制的准备，应急审评审批的法律准备、适当的产能储备策略等。比如，要储备一些平常备而不用的产能，一旦需要，可立即将其他疫苗生产线快速转换成新疫苗生产线。

在戴焰军看来，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应是全方位的储备，包括人才、设备、管理等。若非如此，疫情出现时再找人才、设备，难免会出现被动局面。

“当然，还要重视管理问题。”戴焰军强调，此前出现的假疫苗事件说明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因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不仅是要把疫苗静态地放在那里，还包括疫苗如何管理使用的问题。

全球抗“疫”下的疫苗“互动”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这是一个多月来习近平多次提及的一句话。分析认为，这既表达出中国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的态度，也是倡导各国要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等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国际合作。

薛澜表示，任何一个国家想储备大量疫苗都非常难，可一旦需要，往往需求量较大。如何取得储备成本预期收益最大，需进行系统分析研判，特别是需要国际间的深度互动。

“如果不同国家能进行科学地协调和储备，在生产能力储备方面有一个局部优化，在对方亟需时可立即提供支持，对于全球抑制疫情传播将非常有利。”薛澜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目前全球共有20多种新冠肺炎疫苗正在研发阶段，一些治疗方法正进行临床试验，预计几周内将获首批结果。

但亦有学者指出，世界上各种分散的力量去寻找一剂共同“解药”，消耗太多资源。加强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认为，面对一道新课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愿意主动“参战”，犹如“万箭齐发”。回顾这些年每当人类对抗一种新型病毒时，疫苗研发有成功亦有失败，但对于人类共同命运，大家需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