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调查药企成本 涉及60家知名企业

天津消防网讯 本来一切都很完美：令人动容的患者倾诉——疾病带来的无尽痛苦，生命光彩为之黯淡，然而，新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生活重新走上正轨。信誓旦旦的企业宣言——以患者为中心，努力做良心药。不着痕迹的专家帮腔——这个病需要早发现早治疗，早一天用上这个药，效果大不一样。

　　直到有人问起：“这个药得多少钱？”

　　专家似乎并不警觉，应声答道：“7900元一支……”没等他说完，企业负责人就截过话头道：“我们很难从价格上去衡量一个产品的社会价值，应该看到它带给患者生活的改变……”可是，有人已经在嘀咕：“这价钱太高了吧！多少人打得起？”

　　这是国际药企巨头艾伯维为推广其产品修美乐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幕。最近，修美乐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艾伯维为此进行了一轮典型的医药营销活动。其中包括设立“手握明天”的公益项目。不过，在这些活动中，价格永远是敏感的话题，被小心翼翼地忽略着。他们更乐意谈梦想、希望和责任。

　　事实上，不仅艾伯维如此，几乎所有的外资药企在发布新药时都刻意回避价格问题。在为其产品瑞复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举办的上市发布会上，美国新基公司选择直接对记者关于价格的提问充耳不闻。当记者以邮件的形式再次询问此药到底给患者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时，他们仍旧视而不见。不过，他们也承认“现今的癌症创新疗法的花费很高”。

　　过于昂贵，这就是这些药企不愿公开提及的原因。美国《福布斯》曾列过榜单，世界上价格最高的单一药物为Soliris，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每年的治疗费用竟然高达41万美元。然而，纪录随后被刷新。去年年底，欧洲药监机构EMA正式批准一种名叫Glybera的基因治疗药物，用于治疗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PLD)，其费用达到史无前例的160万美元。虽然普通的新药并非都如此夸张，但是如修美乐这样动辄数千上万元的价格还是寻常见的。

　　正是凭借着高昂的价格，制药业巨头攫取了惊人的暴利。因此，他们总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常客，其稳定的增长更是令其他行业羡慕不已。《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吃惊地发现，2002年，500强名单中的10家制药公司利润总和可以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

　　“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象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她不禁感慨。

　　高昂利润的理由

　　为什么制药业可以将救命药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错愕的利润？他们的回答通常会是一个行业的美丽故事。这个故事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串研发成本数字和药物带来的社会价值。

　　新基公司就强调这样的事实：在美国，过去20年间制药业救助的癌症生存者的数量增长了1倍，从700万增长到1400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进入长期可管理的疾病状态，并且获得治愈”；“就多发性骨髓瘤而言，过去10年间，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73%。以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得到治疗，无法生存更久，更高质量地生活。”

　　随之，新基公司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制药业为此付出艰辛的探索——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一项创新疗法从研发到最终使病人受益需要15年的时间。1万种化合物中只有1种能够通过临床试验，10种疗法中只有1种有可盈利的意义。”

　　瑞士诺华集团前董事长魏思乐曾写过一本名叫《神奇的抗癌药丸》的书。在书中，他列数了在研发格列卫(一种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的历程中，诺华如何以患者为第一位考量，不顾前景不佳的风险，催生新药的事实。不过，他清楚格列卫的定价——慢性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4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2000~2400美元，加速期或急性转化期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6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所引起的非议。

　　“我们确实同意那些认为格列卫定价颇高的意见，然而在衡量过所有因素和条件之后，我们确信此价位公平合理。”在比较了患者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时的成本后——异体骨髓移植19.3万元且并发症几率高，化疗、干扰素治疗的费用与格列卫相同且副作用很大——他如此表示。

　　魏思乐的辩解还有：如果将新药上市前置作业的各个阶段列入考虑，估计每一个新药的计划项目须耗费6亿美元。新药上架之前，所需时程则平均费时10~14年。“鉴于专利保护期限仅为20年，因此只剩下6~10年的盈利期，在该盈利期内，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先前的资金与风险投入，以及进行企业再投资所需经费。如果失去了专利权保障，则产品价格将无法取得盈利的优势。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就无法再投资于后续的研发。此事无关道德，也无关是非，纯粹是企业生存的逻辑问题”。

　　他期望社会公众认清制药业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商业经营，与微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同样希望借由出售产品而获取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不会有研发，不会有投资，到头来就不会有新产品。许多人往往忽略此一事实，而宁可站在短视的立场，只想用更少的钱买药。”

　　他的继任者江慕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持类似的观点。江慕忠说，“我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收益才能进行研发再投资，以便开发新一代的创新药物”。

　　如此，高价和巨利似乎都是理所应当的。

拿了不该拿的

　　然而，新药昂贵的定价真的只是为了覆盖研发成本和奖励冒险创新么？现有的证据显示——不完全是。

　　最近，另一家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陷入了麻烦。公安机关称，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其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该案涉及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案数额巨大，犯罪情节恶劣。”

　　据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的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副总裁梁宏交代，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30%。在行贿链条上，上至工商、物价、人社等职能部门，下至中国基层医院、医生。有的卖一批药结算一笔钱，合作医生每人发信用卡，开药后第二天就把回扣打进账。当然，这所有的费用最终都由患者埋单。

　　在其之后，阿斯利康的员工也被警方带走。

　　这让中国公众大开眼界。尽管之前各大药企在美国屡因“不当支付”而受重罚，且犯罪地点多在中国，但是在中国他们始终免于追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葛兰素史克行贿门终于撕破了金身。

　　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药企进行过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玛西娅·安吉尔就曾专门写了本书《制药业的真相》。在书中，她指出：“药物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它是由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价值决定的。这话在我听来，就是他承认了该行业会不遗余力地将价格定得尽可能地高，并且这个价格跟研发成本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安吉尔还剖析了当时(2001)药企所谓的“8.2亿美元创造一个新药”的谎言，认为塔夫特药物发展研究中心一连串谬论的结果，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我估计，每一种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如果它真的是接近8.2亿美元的话，制药业也不会对有关数据讳莫如深了。”

　　她发现，药企的很多成本都花在令人质疑的营销推广上。就像葛兰素史克做的那样，而并非真正花在研发、创新药物上。

　　另外，安吉尔认为，药企夸大了公司在药物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很多新药都是先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发现的，然后将专利许可给药企，再进行临床试验推向市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副校长兼创新执行董事马克·克劳威尔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印证了安吉尔的说法。克劳威尔称，“在新药研发方面大学是发动机，甚至可以说是燃料”。

　　“2006年，美国的大学创办了500多家初创企业，其中2/3处在生物医药业。另外，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有2/3为大学所创设的。没有了大学，医药研发的生态系统或者产业链就是不完整的，而且现在那些大的药企的很多新药也是靠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得来，比如说从大学初创企业那里购买。”他说。

　　如果安吉尔和克劳威尔说的是事实，那么公众就为药物埋了两次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