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风，在家书家训中流淌传承

【革命英烈后人讲述】    

编者按

家书家训，是良好家风的有形载体。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峥嵘岁月里，一代代共产党人所建立和倡导的红色家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光明智库特邀您品读家书家训、沐浴红色家风，共同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父亲对我说，‘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

讲述人：高波烈士之女 高安莉

烈士名片：高波，原名高如化，别号连峰，陕西米脂人。1913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第三旅敌工科长，八路军新十一旅第一团政委。1947年因叛军出卖在陕西被捕，1948年10月牺牲。

　　高波烈士（中） 资料图片

　　高波烈士写给妻子的信。资料图片

父亲去世时我才两岁，尽管没有得到父亲的抚养，但父亲仍是我一辈子的榜样。

母亲告诉我，父亲曾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能吹能拉。他常对同志们说：“部队宣传队要精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才行。”每当深夜，同志们都休息了，他总是跑到远处山头上刻苦练习。每次演出，乐队缺人时，他上乐队；台上缺人时，他跑龙套。

父亲被捕后，母亲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已经牺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父亲坚贞不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狱中，他给我母亲捎信说：“我和你与女儿在那里永绝了，我的牺牲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是光荣的。我死，还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敌人必败，我虽死犹生。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我的灵魂是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国民党毁杀的。要把女儿带大，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要女儿参军给成千上万的烈士报仇。你们不要悲伤，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父亲的教诲让我终生铭记。尤其是那句“接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时时回响在耳旁。中学毕业后，我原想实现父亲的愿望去参军，但因为视力不合格未能如愿。我想，只要继承革命遗志，好好工作也是一样的。

经过刻苦努力，我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我时刻以父亲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深知，身为烈士后代，不能给父亲丢人，一定要把革命精神发扬到底，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

“父亲的革命精神常伴我左右”

讲述人：黄叔雷烈士之女 黄荷

烈士名片：黄叔雷，又名黄震，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1907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任抗日民主政府安徽无为县县长。1941年任启海（启东、海门）新兵团参谋长。1946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十地委社会部工作。1947年被捕，1948年底牺牲。

　　黄叔雷烈士写给妻子的信。资料图片

我1岁多时，父亲就离家参加革命了，我只在照片里见过他。1945年，父亲回家住了3天，但他每天早出晚归，出门时我还在梦中，回来时我已经睡了。因此，那时我不太敢认他，始终没能开口叫一声“爸爸”，这成了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在我13岁时，父亲牺牲了。

长大后，我看到了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几封信，才知道了一些陈年旧事。在狱中，父亲一直很坚强，从来没有贪生怕死的表现。他在狱中写来的信里藏了许多暗号，询问我们的生活状况。在家书中，父亲特别嘱咐我们兄弟姊妹好好学习。他还专门关心我的身体：“荷现在还是读书时期，但是到徐市去饿一顿饱一顿，我真是为小女孩担忧——胃病，最好设法使她饮食调整，同时不可姑息——她离开了你，（我）不放心。”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周身便一阵暖流。

长大后，我从事铁道设计工作，从来不曾把父亲的革命烈士身份写进档案。我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还记得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修建北京火车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电气集中控制的火车站，由我们单位设计。车站的设计只完成了一半时，苏联专家撤走了。设计组全体人员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为国争光。我们干劲十足，不分昼夜连轴转，图纸在桌子上摆不开就贴在墙上看，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最终，车站建成了，我们感到特别喜悦。

现在，我80多岁了，已经不能再为国家建设出力了，但父亲的革命精神常伴我左右。欣慰的是，我的儿女已经“接过革命的枪”，在工作岗位上一心一意为国家作贡献。我们会把父亲留下来的宝贵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把‘听党话、跟党走’的家训传下去”

讲述人：晏春山等烈士家庭后人 黄德耀

烈士名片：黄德耀外祖母晏春山，1933年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35年2月，黄德耀的爷爷黄本富为革命英勇牺牲，一个月后，黄本富的弟弟黄成香参加红28军，于1940年英勇牺牲。黄德耀的父亲黄世祥被组织送到红28军。新中国成立后，因屡次负伤重度残疾的黄世祥回到家乡，先后任村干部、乡干部、新县县长、信阳地委巡视员。

“听党话、跟党走”，这是父亲在世时挂在嘴边的六字家训，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外祖母，是被誉为大别山“江姐”的晏春山烈士。1935年，外祖母不幸被捕，为保护游击队，她把敌人引向远离队伍的鸡公寨大花台崖顶，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跳下悬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枚带血的耳环。不单是外祖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爷爷黄本富、小爷黄成香先后牺牲。接过沾满亲人鲜血的枪，父亲黄世祥、母亲潘凤英先后加入红军，听党话、跟党走，为新中国的诞生甘洒热血。

父亲在世时，每月总是拿出自己半数以上的工资救助贫困群众，全家节衣缩食，甚至三岁的姐姐生病都凑不齐医药费。勤劳节俭、乐于助人，是和平年代里父亲最大的执着。

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进入检察机关，从一名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一步步成长起来。清廉奉公，是我对家人始终的要求。2002年，妻子瞒着我给我买了一件兔绒袄，我大发雷霆、坚决不穿，时至今日，这件衣服“躺”在衣柜整整18年了。

6位老红军，3名忠烈魂。从小到大，我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而自豪，更觉得有责任把这种红色精神传下去。

退休后，我到大别山干部学院担任特聘讲师，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担任义务讲解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讲述我的革命家史故事。去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接见了我们。我紧握总书记的手，介绍了我的革命家史。我向总书记保证，一定会传承好红色家风，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