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评估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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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消防网讯“我们决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制定了优先领域、指导原则、指标体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闭幕时的讲话犹在耳畔。自G20杭州峰会始，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的“中国药方”——结构性改革在G20各国间达成共识，并正式进入了推进阶段。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交了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报告》肯定了G20各国为推进结构性改革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并呼吁各国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生产率提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放管服”等方面效果显著。

　　“这份评估报告对2011年以后的这段时间内，G20各国结构性改革的实际的情况和成效进行了系统评估，总体来说评估是比较务实、客观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表示。

　　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近年来，中国沿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主线扎实推进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就业实现稳步增长，宏观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前的6.7%小幅提升至6.9%，经济运行阶段性企稳特征明显。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温和回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见效 就业稳步增长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产率增长及高水平就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就业保持稳定，失业问题仍然在可控范围内，这是很不容易的。”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表示。

　　截至2016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760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14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18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8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保持在平稳水平。进入2017年，就业增长仍保持良好势头，今年前5个月，城镇新增就业实现了59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万人，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1100万人的目标已经完成了54.4%。

　　卢锋表示，不同于发达国家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刺激带动消费增长、拉动就业，中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环境下，坚持不搞“强刺激”，就业情况却稳步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调整见效，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对稳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6.5%，比去年的51.6%的比重又有所提高，服务业已经牢牢站稳“半壁江山”。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绝对主力。在2016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3.5%，远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

　　张明表示，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可以较好的吸收因为制造业调整释放的劳动力，不至于形成大的失业问题，这几年的快递和网购行业的表现就是服务业吸收就业的典型例子。在卢锋看来，第三产业较高的就业弹性也推动了就业改善，“即使与其他产业同样占比下，第三产业带动就业的增量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放管服”激活企业活力 提高经济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不仅肯定了中国在就业、收入分配调整等方面的积极进展，还特别指出，中国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举措，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通过政策实现的，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以解决经济增长在结构方面遇到的瓶颈，由此释放经济活力，‘放管服’就是用政策调整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卢锋表示，通过简政放权等“放管服”措施，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使市场的潜在的创业需求、企业运营的积极性能够激活。

　　“‘放管服’最大的受益者是民营企业”，张明指出，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等方面颇具贡献，但在制度上以往受到的束缚较多，“放管服”减轻了民营企业在行政审批、行业准入等方面的负担和门槛，降低了企业发展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

　　在近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就业、加快新动能成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放管服”将着重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

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 有望持续深化

　　《报告》在肯定G20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认为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卢锋表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改革任重道远，中国还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

　　他表示，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过程中，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提示我们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仍有空间。如PPI增速与工业产出增速不成比例，工业供给环境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泡沫化”倾向；金融风险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逐渐释放，金融风险复杂化的形势还未根本性扭转。

　　“这提醒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需进一步关注如何应对产能过剩、如何重新界定政商关系、如何增加土地供应弹性、如何通过放开准入和保护产权激活民营企业投资等问题，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力度”，卢锋说。

　　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增速由2015年的10.1%调整至3.2%。进入2017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1-5月增速依旧低于7%。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必须跨过的“坎”。张明认为，未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之一即是要进一步加速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等。这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增长，增加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民间资本准入的放开，可以提高优质资源的供给，解决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优质资源稀缺的问题，惠及民生。

　　张明指出，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另一条主线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降低企业成本，通过金融市场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使资金流向实体企业，不再“空转”。近年来，经济运行中“脱实向虚”的问题凸显，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资金在体系内“空转”，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他强调，企业运营中税负高、融资成本高、职工报酬福利支出高的“三高”的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解决。

　　“扎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是中国对面临的内部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在G20框架下，对G20政策承诺的兑现。”卢锋指出，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是一致的，这是大国经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定位。他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走出下行周期，也将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为全球经济带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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