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邦交正常化50年，中日如何重温初心、面向未来？

天津消防网讯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站在重要历史节点，中日两国如何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更好面向未来，受到各方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中日两国应如何重温初心、面向未来、相向而行，将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对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何意义和启示？

杨伯江：今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年份。50年前，两国本着互尊互信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实现邦交正常化，意义重大。

比较冷战背景下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点。两国政府先是在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然后时隔6年签订经立法机构批准的和平友好条约。可见由于情况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两步走”的。

以史为鉴，更有观照现实之义。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我想，这里就包含着对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确认。对于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辈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方针、原则等达成的共识，双方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重信守诺。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台湾问题是焦点。半个世纪过去，对照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现实发展，我们更加感到“初心”的重要性。早在50年前，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就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达成共识。令人担忧的是，一段时期以来，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连续出现消极动向，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干扰。

中新社记者：面向未来，中日两国应如何“以史为鉴”，更清醒地把握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杨伯江：中日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又格外复杂。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必须把握中日关系自身特点，还要抓住新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概括来说体现于两个层面——看全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所谓“契合新时代要求”，意味着中日双方要从本国真正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从造福地区与世界的高度出发，继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包括处理相互间的矛盾分歧。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与日本在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中必然地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两国之间大到社会小到个人，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好的成果和经验已经积淀下来；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矛盾。

放眼世界上近200个国家，邻国之间存在问题并不罕见，而是很常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方式解决问题。应该看到，自1972年以来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都强调双方互不构成威胁，和平、友好、合作也始终是双方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处理各种矛盾分歧确立了根本遵循，也是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中新社记者：在绵延2000多年的长期交往中，中日两国人民曾为亚洲乃至全球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两国今天如何为人类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杨伯江：总体来说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具体到每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例如，中日双方在应对极端天气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某些方面处于相同立场。

以当前颇受关注的减碳为例。中国能源消耗中，煤炭所占比例较高。日本在经历“3·11”地震以后，核能发电受挫，石化能源使用程度不降反增。因此，中日双方在减少煤炭依赖等问题上可以探索合作。

另一个层面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贡献东方智慧。

目前，国际间的诸多标准、价值、模式等，还是由西方首创或定义的。实践表明西方的路不一定适合亚洲，以及除欧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

展望未来，亚洲真正实现复兴，不仅在于经济总量的上升，也基于“亚洲价值”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作为亚洲主要国家，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相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中日文化并不相互等同，彼此更需要增加文化、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这在实践中也有具体抓手。

中国和日本是当前世界上仅有的使用汉字的国家。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清代后期以来，中国引进日本典籍，以学习当时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中文从日语中引进了大量汉字词。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同的民族命运，对于一些词的解读也渐行渐远。比如“保守”一词，日语沿用“conservatism”的词义，指相对谨慎、稳健(的政策)，不包含太多价值判断。中文语境下的“保守”则意味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含义偏于负面。当人们讨论冷战后的变化时，尽管中日两国学者都认同日本社会在总体保守化，但彼此对“保守”的感受、概念的认定是有所不同的。一词之别，折射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中新社记者：在涉台、东海、历史等议题上，中日应如何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因素干扰，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减负排障”？此外，对于所谓“政冷经热”状态，您怎么看？

杨伯江：目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范围内供应链波动、人员往来受阻等，又如中美关系变化等，都是中日关系面临的环境因素。在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想要实现稳定发展，总体思路在于把中日关系的良性资产部分做大，使得不良资产的占比相应缩小。

进一步来看，对于现存的矛盾分歧，我们应认识到，能解决当然更好，但有些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就应进行有效管控。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矛盾高发期，新老问题交织凸显，双方要切实重信守诺，按照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及有关共识精神，增强风险意识，妥善处理敏感因素，避免冲击两国关系大局。

“以经促政”“政经分离”，是在战后特殊历史阶段中日促进关系发展的有效方式。在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之前，两国交往就是“以民促官”。这一做法的背后逻辑，既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也因大方向是明确的，即双方迟早要实现邦交正常化。

时至今日，两国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发展到互为基础，相互影响。政治关系不好，经济合作密切是不可能的。反过来，经济合作不足，好的政治关系也难以长期维系。“政冷经热”是特殊背景下的现象，不可能作为常态存在。

中新社记者：有民调显示，日本的年轻人对华态度与其前辈存在差异。您认为在民间交流方面应如何有针对性地创新改革，厚植中日友好民意基础？

杨伯江：一国民众对另一国的印象往往有着明显的代际差。说到日本民众对华态度，还需根据其年龄细分。相对来说，50岁—60岁这一代日本人对华印象较为不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这代人经历了繁荣鼎盛时期，又目睹日本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难免产生心理落差。

至于如何厚植民意基础，需要根据阶层、业别、年龄层划分，我有两点建议。一方面是面向中老年人，应该着力挖掘传统文化共同点，扩大“文化相通”。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前，在经济繁荣背景下，日本人特别想在文化上“寻根”，直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日本人对古代丝绸之路心怀憧憬、对日本与丝路之缘很感兴趣。两国可以扩大开展上述项目交流。

另一方面是面向年轻人。相较于他们的祖辈、父辈，中日两国年轻人的成长背景更为接近。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哪怕不见面，也可以在网络上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打同款的网游。应该把他们探讨的话题引向深入。

总之，可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众，设定不同的民间交流主题，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一个“等身大”“立体”的中国，加深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

受访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贾天勇 摄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曾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大国关系、亚太安全、日本问题等领域研究。代表性著作包括《东北亚如何实现与历史的共生——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中日韩和解合作之道》《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认知重构与路径选择》等。